张文魁：“产能过剩”是一个危险的伪命题

所谓“产能过剩”，在我国不是新议题，实际上1990年代末就是一大政策热点。90年代末，我国纺织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需要“压锭”，三年总共压锭大约700多万，几乎实现了1000万锭的目标。现在的纺织业产能是当年的3倍以上，因为需求量大大提高。为了考察压锭政策推行的实际情况，我们当时去浙江做了调研，发现浙江的某些市县将上海国有的纺织厂的一些旧机器运到当地使用，那些市县的民营企业家认为纺织业的未来需要会远超现在。类似的，钢铁行业当时也存在同样情况，政府要求钢铁行业压缩产能，国家有关部门甚至认为要将全国的钢铁产能控制在1. 4亿吨以内，而现在不说钢铁出口到国际市场的规模，光是国内钢铁需求量就是1.4亿吨的好几倍。

2000年的时候，我研究汽车产业政策，当时我国汽车整车产量200多万辆，一百多家企业上报到的规划产能是300多万辆，有关部门认为这样一来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但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大家都看得到。2013年前后，我国又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讨论，2015年底推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改革政策，其中一去就是去产能，钢铁再次成为去产能的重点行业，煤炭也是重点行业，但从2016年到2023年，我国粗钢产量从8亿吨上升到10亿吨，原煤产量从34亿吨上升到47亿吨——这并不是说未来这些行业的需求还会继续上升、产能应该继续扩大，而是说我们对市场，包括对市场需求，要有敬畏感，我们很难准确预知未来需求。可以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当期产能超过当期需求，是一种常态，因为企业要打出提前量。即便是市场需求收缩，我们也很难预知会收缩到什么水平，我国商品房销售量2021年冲高到近18亿平方米，此后需求急剧收缩，今年估计会降到10亿平方米左右或以下，恐怕很多专家都不曾准确预知到，更无法准确预知明年、后年、大后年的需求。因此，我们很难准确判断现在的产能是否过剩或者不足。

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无能为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危机，过多少年就会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的药方就是走计划市场道路。但这个药方的实验效果如何呢？亚诺什·科尔内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撰写了一部著作，名为《短缺经济学》，专门论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容易出现的短缺问题，就是说计划经济会导致从过剩走向短缺，就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如果政府判断存在产能过剩，在行政手段上可能会采取准入管理，行政性分配产能指标。这些政策不但会伤害市场机制发现需求、出清供给等功能，实际上也无法实现供需平衡、产销平衡这个目标。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存在这个平衡，至少在宏观上不存在这个平衡，主流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只是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现实中就是乌托邦。

因此，所谓产能过剩是一个危险的伪命题。

现在，美国指责中国“产能过剩”，一些人可能认为确有其事，因为美国发话了。显然美国官员、专家并不比中国的更高明。我认为，在市场面前，大家都不高明。美国经济学家没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未必有我们深刻、透彻。特别是处于一个全球贸易、全球生产的体系中，我们更难判断一国的产能是否过剩。美国的这项指责，应该与美国政治因素有关。

不过，一个国家的一些企业，的确会出现产品滞销、产能闲置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真问题。因为这些情况的出现，会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并会引发员工失业、资金拖欠、税收下降等连锁问题。

在1990年代后期，我国就出现了上述问题。此后，也有一些阶段，某些行业出现了这些问题。对于这些真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其存在，但是，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置这些问题，却值得认真反思。

是否应该由政府大动拳脚搞去产能行动，或者对产能实行审批、核准？戴上一个产能过剩的帽子，很容易给这些做法赋予合理性。但这种做法有很多教训，我们应该汲取这些教训。我认为，所谓产能过剩简直就是计划经济思维，让政府捡起一些计划经济手段。美国既然接受产能过剩思维，是不是也应该接受以计划手段管理产能的思维？

实际上，政府介入，包括政府的产能管理，会化解产能过剩还是会导致产能过剩，认真分析一下历史和现实，这个问题不难看清楚。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相加码优惠政策，其中许多政策还是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对于一些企业产品滞销、产能闲置这个真问题，最需要的还是市场出清机制。如果市场出清机制是健全的，在微观层面上，产品长期滞销的企业，产能长期放空的企业，就会收缩经营规模，或者关闭有关业务，乃至重组或清算。当然，政府对某些特定行业，在特定阶段出现的大面积经营困难、破产频发的情形，也可以提供适当的退出救助政策，以及转型升级支持政策。日本在战后发展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类似政策，虽然也有不少争议，但相对而言，退出救助政策争议少一些。问题的敏感之处在于，哪些行业属于这样的情形，政策尺度如何把握，都存在不少困难。

总体而言，我个人并不主张把微观层面的问题上升到中观层面，即不主张把一些企业的问题上升到整个行业的问题，从而对整个行业开展政策行动。我对许多行业的调研都发现，即使一个行业存在大面积产品滞销、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形，里面也会有一些企业产品供不应求、经济效益良好、规模继续扩张，它们之所以如此，根本上并不在于得到了多少政府补贴，关键是在升级转型、创新发展方面做得比较好。尽管不可能每个企业都在这方面做得好，但只要存在优胜劣汰机制，整个行业就会向前发展，因此不能动不动就拿一个行业作靶子。从研究角度而言，把某个行业的许多企业设备利用率低、生产线闲置的数据，加总为全行业产能利用率低的数据，而且继续加总为整个工业的产能利用率低的数据，并不科学。

美国拿我国的光伏、电动汽车等行业作靶子，我们倒是可以认真分析一下这些行业是否存在行业性补贴。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涉及到贸易摩擦的这些行业，当然需要国与国之间进行政策协调，我们应该做到有理有据。

涉及到贸易摩擦的重要产业，不管是否会发生贸易战，最终还是要走向谈判。中国与美西方的产业补贴谈判将是避不开的难议题。

产业补贴谈判之所以是难议题，就在于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产业补贴，但许多补贴方式和项目都没有天然的对或错，而是通过艰难的谈判来达成规则。我把这些规则称为“饮酒规则”，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说喝酒到底是碰杯就干，还是自己慢慢喝，不同国家看法不同、习惯不同，欧洲人喜欢慢慢喝，中国人讲究一口闷，这些可以相互适应，都可以谈出共同接受的基本规则。

较早的时候，美国反对给企业发放研发补贴，认为研发补贴只针对大学基础研究赠款。日本当时有研发补贴，尤其对若干企业组织发起的研发组合发放补贴。后来，美国表示，我们也可以接受这种形式。这就是日本人一口闷，美国人慢慢喝，然后美国人说我们也可以一口闷。欧洲除了对个体户及中小企业提供补贴，还对贫困地区尤其多元群体进行补贴，都具有进步主义色彩。关于绿色补贴，也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色彩。现在美国实施了芯片法和通胀削减法，也有补贴。

现在中国的绿色产品具有较强的优势，美西方一旦遭到利益集团施压，必然会想方设法针对补贴找茬。其他一些产业或企业也面临同样情况，比如数字平台方面，近期欧盟根据《数字服务法》正式将希音（Shein）划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欧盟还将其认定为“超快时尚企业”，还认为其快速的产品迭代有违环保要求，要对其进行一系列审查。这些都是新的议题。

很多贸易专家误认为关于补贴的相关条款是国际惯例，其实并不是，都是谈判磋商后的结果。我们应当尽快摆脱“规则既定”的错误观念，树立“规则可谈”的正确认知。有关部门应该提前就这些议题做好研究和部署。至于中国的产业补贴是否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是否是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自己想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