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全球变局中的中美交锋与中国应对策略
王义桅基于近期对美国和韩国的访问交流，对当前国际形势及中美贸易博弈进行深入分析。首先，需要重新认识“特朗普2.0”时期的执政逻辑，不应简单理解为“特朗普1.0”的延续，并剖析了美国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芬太尼议题等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全球秩序转型下中国的应对逻辑，包括历史认知的纠偏、区域整合趋势下的策略调整、以及中美在AI与军事领域的竞争等。其次，从“道、理、势、法、术”五个层面阐述了国际贸易斗争的本质，指出中国需在价值理念、规则博弈、内部改革、策略选择和战略时效等方面积极应对美国的挑战。最后，提出中国未来应对国际贸易斗争，特别是中美交锋时可采取的具体建议，涵盖媒体舆论引导、高层会晤、多边平台利用、柔性外交、货币金融创新、文化科技交流、拓展职业教育合作等多种策略，以在中美博弈交锋中争取有利地位，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笔者近期先后对美国及韩国进行访问交流，结合所见所闻形成两点思考：其一，如丘吉尔所言“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需将当前贸易战视为特殊挑战，充分挖掘其中机遇；其二，不要浪费任何一场谈判，正如此次中美日内瓦会谈，要重视并善用对话机制，推动对话效能最大化。
（一）对特朗普执政逻辑的再认识
第一，突破对特朗普执政任期“版本化”的认知误区。不应将特朗普这一任期的执政简单定义为对“特朗普1.0”的延续，其执政理念与传统美国政治范式存在本质差异。通过与美方接触可知，其核心诉求在于将权力“收归本土”，试图使美国从全球资本与全球化体系中“解套”，强调“美国优先”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将“特朗普2.0”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易导致对其政策逻辑的误判。
第二，“美霸特里芬难题”的内在矛盾。特朗普现象折射出美国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作为全球霸权，美国需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并推动价值观普世化（如LGBT议题），同时又要维护本国利益优先，二者存在天然冲突。同时，特朗普的政策口号“MAGA”引发国内严重分裂。建制派视其为解构美国霸权的戈尔巴乔夫式人物，担忧中国借此崛起；而支持者则认为其打破资本垄断，代表本土民意。
第三，芬太尼议题的深层社会逻辑。芬太尼问题并非表面化的“借口”，而是美国制造业衰退的衍生结果。底层白人群体因产业空心化丧失传统生计，加之基础教育薄弱，陷入药物依赖困境。阻止芬太尼流入成为其“白人至上”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反映出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维护诉求。特朗普表现出的不喜欢女性、不尊重女性的大男子主义倾向，亦与美国保守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回归密切相关，试图通过重塑本土认同对冲全球化带来的价值观稀释。
第四，“公美国”与“母美国”的二元裂变。传统美国形象以“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公美国”）为主导，而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更强调国家利益优先（“母美国”），以此试图解决美国历届总统遗留下来的难题。这种转型挑战了国际社会的既有认知，需超越对个体政治人物言行的关注，聚焦其背后的制度性矛盾。此类深层问题若不解决，中美阶段性协议难以实现长期稳定。
（二）全球秩序转型与中国应对逻辑
首先，历史认知需要再校准和纠偏。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46年来形成的思维方式，即认为世界是进步的、美好的、合作的、共赢的，需结合现实进行修正。人类历史本质上充满冲突与博弈，当前特朗普现象并非“世界变坏了”，而是国际秩序向“正常化”的回归。因此，需调整我们看待世界的历史坐标系，既不能以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俯视美国250年历程，亦不可用改革开放46年经验简化对美国四年政策的判断。
另一方面，5月8日在莫斯科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强调“中国、苏联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站在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进攻的最前线，是抗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两支中坚力量”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标志着对二战史观的纠偏和重建——突出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体贡献与牺牲，纠正“美国主导论”的叙事偏差。这一叙事转向旨在维护战后的世界秩序，从而对冲美国对现有体系的破坏。
其次，全球化退潮，世界呈现区域整合趋势。苏联解体后的全球化浪潮或为历史短暂阶段，当前世界正呈现北美、东亚、欧洲三大板块化趋势。特朗普推动“北美一体化”，体现在对格陵兰岛、加拿大的战略关注上，试图重现19世纪美国霸权路径，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在坚持全球化叙事的同时，需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根基，做好东亚一体化，将地缘战略重心转向与周边国家的合作。
再次，中美在AI领域的竞争与发展路径博弈。当前，世界逐渐形成“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格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正在借助AI技术提高生产力，强化其军事霸权地位，如其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资本+AI”的策略；中国则在争取全球南方，依托亚非拉国家60余亿的庞大人口，构建AI应用市场，形成“投资于人”的发展路径。中美两国在技术规则、发展路径和势力范围上的竞争，将成为未来国际格局的核心变量。
第四，中美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与代理人战争博弈。美国霸权本质上存在“幻象”属性。实际上，中国已于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工业制造国，万斯也曾预测20年内中国军力将超越美国。因此，在AI赋能下，中国军力有望提前实现超越。中美需避免直接冲突，但通过代理人博弈展示战略能力，可能成为秩序重构的必经之路。
总之，当前中美博弈的核心在于如何将阶段性协议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规则话语权。我们需以此次日内瓦会谈为支点，积极推动我国在AI发展规则、全球财富分配秩序及国际话语权的系统性建构。这既涉及技术竞争，更需在历史叙事、价值体系、制度设计层面展开全方位博弈。
之所以采用“国际贸易斗争”这一表述，旨在明确当前冲突的本质属性并非中美两国的斗争，所谓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战略博弈”或“中美战略竞争”的提法存在逻辑缺陷，既混淆是非，亦颠倒因果。事实上，这场贸易冲突是美国单方面对全球发起的挑战，而非中美之间的“对等战争”。特别是在韩国等第三方语境中，常存在“中美争霸论”的认知偏差，将正常贸易摩擦曲解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霸权争夺”。对此需明确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路径，无意与任何国家争夺霸权，冲突的根源在于美国对自身主导地位的过度维护。因此，使用“国际贸易斗争”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反映此次斗争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在全球层面上加征关税的本质。
（一）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利益优先的价值博弈
在“道”的层面，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推行的“美国利益优先”形成根本对立。从传统哲学视角看，中国的价值理念占据道义制高点，但在全球化退潮的当下，各国普遍转向内向型发展，中国的宏大叙事面临着认知困境，部分国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空洞口号，甚至误解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主导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如亚投行的成功实践所示，通过机制化建设赋予理念实质内容，使其成为国际社会可参与、可感知的公共产品，而非单一国家的价值输出。
（二）理：自由贸易的现实矛盾与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冲突
“理”的核心在于规则博弈。传统认知中的“自由贸易”存在内在悖论，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本质上服务于自身利益，其所谓的“自由”具有选择性，正如我们在华盛顿参观越南战争纪念碑时所见到的，碑文上面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米兰报告中所提出的政策逻辑，难以用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其实质是一种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对此，建议中国也构建“全球南方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跳出新自由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以更具包容性的分析范式回应美方挑战。
（三）势：国际贸易斗争与国内改革的联动转化
从“势”的维度上看，国际贸易斗争，特别是中美贸易斗争的持续时长与烈度，既受制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中美贸易斗争的核心在于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改革动力，实现贸易斗争与畅通国内大循环、产业升级的同频共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当前中国部分领域存在改革动力不足、利益集团固化等问题，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施压客观上形成“倒逼机制”，可借此打破既有格局，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跃升。同时，中国还需注重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将局部贸易冲突转化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契机。
（四）法：多边机制、联盟重组与体系性竞争
在“法”的策略选择上，需正视多边与双边、改革与革命的路径抉择。当前，美国国内存在显著的群体分化，包括精英的美国与大众的美国、建制派的美国与非建制派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利用其内部制衡机制争取谈判空间，如此次借助中小企业联合体游说，推动达成了协议。但需警惕美国以关税为工具，推动军事同盟向产业链、供应链同盟转型。此次我到韩国访问，韩国方面为其造船业被中国超越而感到惋惜遗憾。因此，韩国将采取“美国机器人造龙骨+日韩造船体”的军工协作模式，以此维持其在全球军事装备领域领先的地位。由此可见，日本、韩国之所以跟随美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技术供应链深深锚定了美国的体系。
此外，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前夕抛出惊人提案：组建名为“D7”的新联盟，由欧盟、英、加、澳、日、韩、新七方组成，形成新的供应链同盟，宣称要共同“抵御中美胁迫”。与此同时，欧洲在俄乌冲突中所体现出的“以战争刺激再工业化”的逻辑，凸显出其对美国军工体系的长期依赖。因此，中国作为不结盟国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形成闭合体系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开放与自主之间寻求平衡，以应对美国的体系性霸权挑战。
（五）术：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时效观
在“术”的层面，建议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其核心在于把握战略机遇期。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时间一定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政策虽具有争议性，但其推动的产业链重构、技术封锁等举措可能形成长期影响。中国需在扩大开放与维护产业安全之间精准施策，通过区域合作，如强化东亚一体化等，拓展战略空间，同时加速关键技术突破，避免因时效误判导致发展窗口期流失。
基于笔者近期对美韩访问交流情况，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特点，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创新国际媒体舆论引导。建议《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策划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互动，弱化对抗性表述，为高层互动营造舆论空间。
第二，优化中美高层会晤机制，特别是建议尽早促成中美两国元首的正式会晤（“习特会”）。
第三，加强多边平台议程衔接。利用2026年中国主办APEC峰会、美国主办G20峰会的契机，提前布局谋划2027年中国申请主办G20峰会，增加中美之间的协商渠道。
第四，开展柔性外交举措。在世界妇女大会等聚焦妇女议题的国际活动框架下，借助非官方渠道，积极与特朗普身边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成员建立沟通管道。
第五，创新货币金融机制。建议组建中美贸易货币合作工作组，系统性谋划构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
第六，加强文化科技领域互动。由于明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建议以中华文化、太空探索和美国MAGA等符号相结合，加强文明互鉴。
第七，拓展职业教育合作。例如，将“鲁班工坊”职业教育合作模式引入美国，设立“鲁班书院”开展技能培训与标准共建。
第八，建立两国青年代际对话机制。发起“中美Z世代对话论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与“美国再次伟大”叙事的兼容点。但需警惕美方将国企改革、政府补贴等议题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避免陷入制度演变陷阱。
第九，把握科技、金融领域的战略时间窗口。一方面，关注中美科技竞争。如聚焦华为鸿蒙系统生态建设进展，未来或可形成“安卓-iOS-鸿蒙”三分天下格局，对美国科技巨头企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加强金融资本联动。建议通过中金、中投等机构加强与华尔街资本的跨境协作，构建利益绑定机制。
第十，坚决反对任何企图混淆或歪曲台湾问题性质的言行。针对美国借台湾问题炒作“中国供应链不可靠论”，并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进行类比，建议在明确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与乌克兰危机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基础上，采取“阳光外交”策略，展现中国和平发展诚意，动摇美国相关言论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