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在2020年春节期间横扫中国大江南北,让本该满怀欣喜过节的国人对这个春节留下了满是恐慌的记忆。但疫情对人们过节心情的影响只是很小一方面,让大家更忧虑的是随着春节结束,疫情还会持续多久?它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影响?我们应该尽早恢复生产,还是继续严防死守?应该继续让各省以邻为壑般保持整齐划一的战役队形,还是划分出不同层级的疫区去打不同形式的战役?带着一系列的疑问,2月7日下午,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组织政府、学界和金融机构各相关领域专家召开了一次网络视频专题会议,就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和应对之策进行了深入探讨。一百多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是否构成长期影响?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恩通过对比分析新冠肺炎、流感、SARS三者在潜伏期、传染率和致死率方面的数据,认为当前社会要做好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斗争的准备,警惕被恐惧绑架理性。


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认为,新冠疫情属一次性外生冲击,甚至也不同于地震洪水等灾害会破坏供给,一旦得到基本控制,生产与供给将会迅速恢复,多数需求会延后释放,网络时代也会缓解这种冲击。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黄益平认为,判断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传播何时能控制住,二是何时有治疗方案,三是公共卫生部门如何落实方案。


如果与SARS的影响做一个对比,现在的好处是新经济可以部分抵偿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坏处是人员流动性大大提高。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看,短期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尤其是服务业的消费。投资层面,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更大,但对FDI的影响会持续大概一年时间。考虑中美贸易协议,外部账户恶化的压力较大。总体来看,如果疫情延续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预计全年GDP可能下降1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判断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基于疫情本身的发展情况。疫情的时间越长,转化为企业、家庭及个人的成本越大,越有可能演化为国际问题。从当前情况看,新冠疫情与SARS有较大的差异性,可能会出现长期与疫情共存的情况。


清华经管学院教授、商业模式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朱武祥就近期对中小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行的问卷调查,从行业分布、员工人数、现金流可维持的时间、收入下降幅度、成本支付压力、自身对策及对政府的诉求等8个方面给出了分析结果。从问卷统计情况来看,近68%的企业账上现金余额仅能维持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能撑到六个月以上的只有9%。有31%的企业认为本次疫情对今年营收造成的降幅超过50%。支出压力方面,超过76%的企业认为排名前三的是员工工资、社保及租金这三项。诉求方面,一半的企业希望政府在社保、租金、员工薪酬方面给予补贴或减免,20%的企业希望减免税费,13%的企业希望提供流动性支持,10%的企业选择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债务。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参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勇预计,本次疫情对全年的经济都将产生较大影响,呈前高后低态势。国际方面,有可能成为今年影响全球经济的最主要因素,甚至超过中美贸易和英国脱欧的影响,且对产业链和政治外交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从目前来看本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要比非典更大,当前有可能系统性低估了这种影响。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经济及政策的演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演绎,从国内外专家对疫情判断的均值处理来看,大部分专家预计疫情将在2月中旬达到高峰,基于此,疫情对经济是一种冲击,而非永久性损失。随着开工的逐渐进行,投资可能会在3月份修复。消费受疫情影响更深,持续时间更长,可能疫情结束后的两三个月,都不会出现集中消费现象。外贸层面,短周期而言影响外需的是我们自己开工的情况。整体上,虽然现在一致性悲观,但疫情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拐点的捕捉非常重要。此外,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总量政策应对方面可采取渐进方式,随着疫情变化相机抉择,但结构性政策方面应切实加强。


中国保险资管业协会会长、泰康集团首席投资官段国圣认为,不能小觑新冠疫情的潜在影响,他表示,根据目前数据来看,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很高,感染后的重症率(非武汉地区)也相对较高。


在国际市场层面,中投公司执委、首席风险官赵海英分析了国际市场对于新冠疫情的反应,从1月20号确认病毒可以人传人,到2月6日为止,各类风险资产的跌幅很小。从国际上看,如果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一定影响,预计各发达国家仍然以呵护政策为主。目前,周边市场环境还相对稳定,但如果未来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以疫情为由进行限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是较大。


缓解新冠疫情对经济影响之对策


清华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指出,疫情带来的损失可能超过想象,要建立利益相关方的损失分担机制,防止损失过度集中在中小微企业,导致严重失业和社会不稳。可参与损失分担的“利益相关方”应包括政府、国企、国有大型银行、银行储户等。政府方面,可提高赤字率,增加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国企可承担部分成本,比如减免物业租金、交通、水电、电讯收费等;大中银行可对特定行业中小微企业的债务给予减免,放贷时主动降低利率;在银行储户方面,可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帮助困难企业渡过难关。


刘国恩建议,在国家外交政策方面,公共健康可作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支点;在医疗改革方面,医疗卫生的投入要更多的放到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服务上,优化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资源配置;尽快恢复生产,避免病毒防控的社会经济代价超过病毒本身的影响;调整政府责权的定位和转型,将全能型政府界定为有限责任政府,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使社会形成对政府的合理预期,形成政府和社会相向而成的合力。


黄益平认为当前的关键是两条。第一,全力以赴控制疫情,目前无症状传染风险很大,叠加节后返工人流,公共卫生任务十分艰巨。第二,经济政策要稳住中小企业的大盘,绝大部分很难承受三个月不开工的冲击,中小企业生存、就业与中小金融机构不良,构成一个连环套。从经济政策角度,一是建议货币政策要适度宽松,引导贷款利率往下走;二是降低中小企业负担,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式,如财政补贴或贴息等。


纪敏认为,在考虑对策时,要有底线思维,尤其要通过必要的政策扶持和企业互助,暂缓各种应付款项和订单交付,尽可能减缓现金流支出以渡过疫情期,事缓则圆。同时,应以疫情防控、治理为契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刘尚希认为,当前严厉的防控措施需要做调整。隔离是有效的,但长期的隔离会带来经济的停滞,不仅是GDP增速的问题,恐怕是经济循环的中断,继而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他认为,财政的减收不是小数,还有隐性的债务和问题。经济层面,疫情影响的不是存量,而是经济流量、投资等,这种断电式的影响导致很多企业休眠,因此,当务之急是维持企业资金链不断。当前,为应对疫情影响,财政、金融层面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接下来如何落实是关键,这涉及到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他建议,要从整体上来考虑此次公共卫生事件,要考虑到经济、社会、财政,用风险底线思维全盘考虑各个方面,才能把这个疫情防控战打赢。他同时建议,要将此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契机,完善体制机制,增强社会信心。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从“稳增长”的角度提出改革建议。财政政策方面,扩大财政赤字及调整经常性预算支出的结构,以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降费;货币政策方面,当前着重解决流动性压力;社会政策方面,对部分领域的失业人员,发放失业保险进行短期救济;预期管理政策方面,增强社会信息、完善干部考核机制。


陆挺建议,政策层面应根据整个疫情的演变做相应调整:一是面对疫情的高度不确定要做好预案,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应急预案;二是在纾困政策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在税收、贷款和贷款的利息支出方面要做好预案,如果疫情延长,甚至可以考虑通过央行的特殊渠道对中小企业在此期间的利息和税款实施减免;三是逐渐复工,要取消各地各自为政的做法,按照疫区划分根据疫情实施不同程度的政策,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四是在疫情控制之后,应注意刺激宽松政策的逐渐退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认为,应该启动传染病防治法中划分疫区的“僵尸条款”。地方政府可以将疫情严重和存在蔓延趋势的行政区划定为疫区,疫区内继续实行隔离、停工等管控措施,疫区外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划分疫区可能是控制疫情与恢复经济的重要结合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加宁认为,当前应更多释放改革开放的信号,建议进一步增强媒体的公信力;鼓励发展各类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发挥这些组织的正面作用;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为民营企业加大投资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财政方面可考虑发行爱国卫生国债,减免中小企业税收;同时加强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为企业贷款提供非常时期特别展期服务,对医护人员、快递人员等特定群体提供政策性保险等。


赵海英认为,疫区的划分对内对外都非常重要。她认为,社会需在谨慎应对之余,避免恐慌,预防流动性风险。另外,当灾难发生时,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处理方式、信息披露方式、管理方式以及公众沟通方式等都非常重要,既是检验治理能力,也是政府立信的机会。


面对困难,刘勇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助力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一是建立疫区,分类管理,由“战时”状态转为常规状态;二是发挥投资的作用,包括结构调整和通过公共事件的管理;三是推动结构升级,如加强5G和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分类处理,用好军民融合政策;五是合力引导舆情预期和稳定社会信心,在国际上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全民战“疫”下,中小企业的纾困之策


朱武祥建议,应采用减免债务、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以及增加重要节日假期天数等措施,弥补疫情期间未实现的消费,拉动经济恢复增长。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周平军认为,疫情对中小企业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中小企业损失是巨大的,当前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中小企业活下去,在做好防控的前提下,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分期分批、分区域的有序复工、复产,并有效解决企业复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加快转起来;对中小企业综合施策,多管齐下,切实给企业减负,避免企业倒下。


在具体措施方面他建议:一是搭建线上政策宣讲和交易平台,设立应急服务窗口,建立企业帮扶机制,提供便捷的线上咨询和服务;二是财税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有条件地方要设立企业脱困或援助资金,特别是从稳就业角度对特定企业招用工等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三是金融政策应适当宽松,使资金向实体企业流动,加大信贷支持,拓展网上融资便捷服务,并针对疫情开发和创新金融产品,提高容忍度;四是产业政策要重点考虑应急产业的发展,建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和战略物质储备体系,如何更好地服务和支持疫情防控。同时,总结和推广企业好的经验和做法,建立社会化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重点难点和痛点难点问题实施精准服务。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则提醒,当前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已很尖锐,在恢复生产中,政府要谨慎对企业采取各种直接的财政补贴政策,防止增加债务负担和对市场过度干预。地方财政可以通过零基预算,化解当前收支矛盾。


疫情引发股市恐慌性下跌,资本市场路在何方?


2月3日,农历新年后的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如期开市。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周学东解析了股市如期开市的重大意义和金融市场一周运行情况,介绍了央行货币政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


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分析了疫情对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影响,并探讨了服务领域中的一般服务和深度服务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


申万宏源总裁助理陈晓升认为管理层顶住舆论压力,如期开市,让市场发挥晴雨表的作用,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市场化举措,但从市场表征反映出目前对于疫情影响的研判可能过于乐观。从市场对疫情影响的认识来看,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使得全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得以体现,并平衡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市场有效发挥晴雨表作用。另外,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要把握好平衡和重点。目前采用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容易形成体制性的倾向,导致自我隔离,在经济层面产生流动性风险。如果治疗方案在大幅降低死亡率上得到突破,就需要中央决定满足一定条件下可将“战时”状态转为常规状态,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区分疫区和非疫区,让经济自然恢复。


汇添富基金首席投资官袁建军表示,监管部门顶住压力,如期开盘,是对中国股市进行了很好的压力测试。但从第一天市场表现来看,反映出资本市场结构性的矛盾和缺陷仍然存在,尤其是缺乏中长期资金。目前国内公募偏股型基金只有2万多亿元,机构投资者不足,金融资源存在错配。将金融资源转化为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应采用适合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和资本市场发展特点的政策手段和实现路径,例如,允许银行资管产品参与二级市场,且达到一定比例时,给予适当的转型期延长优惠政策,既有利于缓解资本市场急需中长期资金的矛盾,又契合了资管转型的要求。


中邮理财总经理步艳红认为,理财资金配置股票市场是一个积极的方向,但当前尚存在较大的政策争议,如果明确占比较大的存量产品可支持资本市场,对于经济复苏将有很大帮助。


兴银理财总裁顾卫平指出,当前形势下应尽量减少客户到网点的次数。目前银行理财的很多业务还是线下模式,借此机会,可将非必须面对面的服务线上化,尤其是低风险产品的服务。建议借助网上评估,根据产品风险程度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服务模式。


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和影响关键在于信心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指出,当前要根据医学专家的意见,对疫情的发展形势进行判断,如果要做好与疫情长期共存的准备,应对策略应该有相应调整;二是应该依法设立疫区和非疫区,并分区施政,落实层面要改进目前的问责机制,以结果为导向,增加包容性,让干部敢于担当;三是在非疫区逐个打开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社区和政务服务大厅的网络,将防疫措施及后续的帮扶措施通过网格状的方式落实下去;四是经济政策除了大企业恢复生产外,应重点着眼于对困难的人和小微企业的保障,应把有限的财政收入更多用于解决低保人群和临时失业人群的生活困难,也可以考虑通过成本分摊的方式,保障小微企业的资金链,进而保障就业。


吴晓灵表示,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和影响关键在于信心。除短期政策外,应更加坚定地推出市场化改革措施,如果能推出一些措施,提振信心,以现在中国各方面的条件和调度能力,共度难关不是问题,前提是树立对改革的信心和政府治理公信力的提升。


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秘书长刘喜元主持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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