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敏：当前结构性价格上涨的原因与对策
2月20日，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组织业界专家召开了“宏观论道：当前形势下的经济前瞻与资本市场展望”网络视频会议。以下为CWM50学术成员、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纪敏在会上的观点:
我主要从研究角度，谈一谈对通胀，或者是通缩，对价格的一些看法。
我们看价格，有很多维度。有实体经济的价格CPI，PPI，平减指数;有资产价格，利率、汇率，房价等。也有从收入看，有正收入，另一方面现在居民债务也增加比较快，还有负收入或净收入的概念。这些不同的维度看价格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太一样。刚才泽平就强调，“去掉猪以后，都是通缩”，他可能更多是从需求角度，尤其是跟需求关系更为密切的，像PPI，包括投资品价格，是从这个角度看。刚才煜辉提到巴萨模型，名义和实际汇率的裂口，他可能更多强调供给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成本的一些变化等。
我个人之前在研究局时，一直比较关注价格方面的问题。这次疫情突发，1月份CPI到5.4%，上一次月度高点，是2008年2月份的8.7%。十几年过去了，如果做些对比，表现上有共同之处，都是食品，特别是猪周期，都有突发的供给冲击，当年是雨雪冰冻，当下是疫情。但仔细想下，其实也有很多不同。当年PPI也涨，这次PPI缩；当年汇率有很强升值压力，当前是双向波动，也时有贬值；当年利率还相对比较高，当前是低利率；当年房价也经常涨，但没有当前这么坚挺，有时还跌一跌。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我觉得要从整个经济体系结构的变化，作全面分析。
首先看需求侧，尽管当年也有猪周期，食品涨价贡献率很高，但投资和出口很强，有明显的需求拉动特征，我记得2008年6月份，央行还调高了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以对冲外汇占款。现在很明显需求偏弱，投资、出口下行压力大，消费在结构上主导，但其实增速也慢了，食品消费占比更是一直在下降，需求拉动肯定站不住。从供给看，当时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制造业增长非常快，但PPI还涨；现在制造业尽管增长很慢，但PPI还缩，同时服务业增长和占比有了很大提升，工资、房租、服务价格涨了很多。
从实体经济跟资产市场看，也有很大不同。房地产市场的规模体量远非当年所比，也是累计涨价最多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些经济体系的结构变化，尤其是新常态转型过程中，我记得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讲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三大失衡：一个是实体经济供求结构的失衡，一个是房地产跟实体经济的失衡，一个是金融跟实体经济的失衡。从整个经济体系结构变化特别是三大失衡角度，对比这两次相隔10多年的CPI高点，我觉得现在这个食品通胀现象，需要做一些全方位深入研究。
如果看需求这个层面，很显然货币政策应该加大力度，来解决就业冲击，解决短期的总需求不足。但如果从供给侧特别是供给结构角度，象煜辉刚讲到的巴萨效应，现在的两大非贸易部门——房地产、服务业起来了，规模体量比当年大得多，同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也在放缓，加上劳动力数量减少，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也不容忽视。如果货币政策用力过猛，需求起来了，即使猪肉供给好转，但服务业、房价甚至工资都起来了，CPI也不一定能很快下来。此外，现在还有一个供求之间的结构失衡问题。有需求不一定供给充足，如高端优质消费品、服务业、住房（土地）等是供不应求，传统消费则产能过剩，对政策精准性要求比以前高得多，货币政策需要和财政政策有效结合，把供给短短板补起来。当然另外一个方面，也包括怎样通过改革体制，比如刚才泽平提到，把房地产土地的供给短板真正精准地补起来，促进持续健康发展，防止泡沫蔓延。
最后，还需从债务角度看价格。很多研究，包括白老师的研究，包括黄益平老师的研究，都认为我们的ICOR，就是所谓的增量资本产出比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维持同样的GDP的增速，实际上对债务的需求还是上升的，或者说是杠杆率可能会上升。杠杆率的上升，实际上反过来讲，它会减少一部分人群，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净收入。一方面，我们财富的基尼系数比较失衡，另外一个债务的集中度也比较高，相对集中于中低收入阶层，所以一部分中低收入的阶层，它的债务收入比可能上升得更快，反过来会抑制需求，会抵消货币政策刺激需求的效果。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投资需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包括短期工业的增长，但也有可能因为债务问题，导致消费增长放缓，现有也有不少研究支持这个观点，包括汽车消费中低档车下滑更大，其实是买不起。这部分人群债务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其实也是以收入分配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胀效应。
简单总结一下，这次疫情冲击暴露了我们的短板，实际上使经济新常态特征暴露得更加充分，加上外部环境的巨变，当前的结构性价格上涨，背景、成因、影响较当年复杂，走势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治理起来也更为复杂棘手。从政策应对讲，应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更讲求多目标动态平衡，更讲求精准施策的组合拳，尤其是财政政策发力精准补短板非常必要。同时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解决政策精准传导的体制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