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IMF预测,2020年除中国外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均为负增长,可能对外需持续造成压力。此外,疫情造成的全球产业链断裂,也加速了“逆全球化”和“去中国化”的趋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大。针对此局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涵和要义?如何构建“双循环”体系?未来战略布局的重点又该放在哪里?对此,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当前形势下构建‘双循环体系’的可行性与对策”专题研讨会。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等专家发表了精彩观点,来自研究机构和金融机构的百余位嘉宾参加了会议。




百年未有之局加快“双循环”战略的推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一直步履蹒跚,加之今年疫情引发“蝴蝶效应”,全球经济大幅缩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具体何时能够控制住疫情,尚不得而知。由此可以预见的是,世界经济在未来四、五年,或者整个十四五时期,总量能够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恐怕已经是比较乐观的预估。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依赖外需是不现实的,构建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已迫在眉睫。


另外,近年来全球化出现逆潮,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被不断强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随着中美关系在新冠疫情后进一步恶化,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表示,中美从贸易战转到目前科技方面的脱钩,甚至可能会进一步蔓延到金融或者军事等其他领域。当前,我国面临的外循环压力,不仅来自于出口,还来自于关键产品技术的进口。毕吉耀认为,要使得中国经济产业进一步升级,不落后于他人,不能如过去一样依赖外界,要更多地立足于自主创新。


从国内来看,中国目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经过十几年的转方式、调结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将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发挥出来,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繁荣国内经济,带动世界共同发展。换言之,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来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变”与“不变”中寻求新的平衡。因此,双循环”的战略实施有着非常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何正确理解“双循环”?


1979年时,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79%,中国的GDP总量在全球排11位,此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荷兰。2008年中国GDP总量已经大幅提升。2010年中国的GDP已超过日本,而2018年底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16%,超过美国GDP的66%。中国的出口成为全球第一,对别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竞争压力,因此,矛盾逐渐突出。此前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导致了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并不是对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否定,而是对它的扬弃,是对它的补充和发展。


对于“双循环”的概念,赵昌文认为,国内大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在每个环节中都可能有国际循环的参与。内循环和外循环指的是没有交集、相互隔离的体系,而国内国际大循环或双循环模式,是有内在统一逻辑关系的,不能将国内大循环等价于内循环,更不能理解成“内卷化”。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双循环”格局不仅要解决中国经济领域存在的三个不畅通问题:实体部门供给需求之间不畅通、实体部门与金融之间不畅通、金融领域内部房地产与其他部分之间不畅通,也要解决国际国内循环受阻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认为,更好地将“双循环”理论有效应用于战略和实践,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统筹: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筹,要通过需求结构升级来带动供给结构的升级,从而引领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二是物质财富生产与服务消费的统筹,要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促进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纵深发展,也要提高服务业质量,优化服务结构,提高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三是国内与国际的统筹,要在国际分工中积极寻找高附加值环节,也要重视安全可控,把握核心部件技术,发展多元化来源,在全球分工中获得更好的效益。


构建“双循环”战略布局的重点有哪些?


(1)确保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 实现“开放+自立”


第一,建立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结构,确保粮食和能源安全,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对此,余永定认为,粮食和能源安全对中华民族生命攸关,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如何发挥比较利益的考虑,必须首先保障我们的粮食和能源安全,其他都是第二位的。


第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赵昌文表示,目前中国的状态是“开放+依赖”,未来的目标,应是“ 开放+自立”,既坚持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又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立。


(2)吸引消费和人才回流,多措并举扩大内需


第一,降低GDP增长对外依存度,扩大内需,纠正国际贸易失衡。2019年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是17.4%,美国是12.2%,日本是14.7%。中国的对外依存度排在全世界首位。与会专家一致表示,应该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助于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一个国内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相互促进的循环。毕吉耀还表示,扩大内需需要相关政策进行支持。


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3511亿元,高居世界榜首。对此,余永定表示,我们应该加速纠正国际贸易的失衡,主要是对美国贸易的失衡。要解决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必须要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过高,将不利于本国的资源配置,同时又容易引起中美间新的贸易顺差。


第二,促进消费增长及消费回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支持消费增长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尽量降低储蓄率。过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老百姓对经济预期的不乐观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储蓄率的提高,这是长期的问题。其二,维持可持续的收入的增长。归根到底,我们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收入来支持,这就需要通过实现市场化的改革,使得要素的回报和市场价值相匹配。其三,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如果将来能推进城市化,那么在未来30年,城市化对消费的促进将远远超老龄化对消费的遏制。第四,推进要素市场的改革。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结束双轨制,平等对待国企、民企,实施所有权中性,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境外消费的回流,在未来几年将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疫情期间,国内老百姓不敢外出,但在疫情控制的“定心丸”之下,他们仍然愿意在国内消费。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的瓶颈能够得以改善,顺势推出如海南自贸港一类的免税举措,消费回流就会随之顺势发生,7月时海南的免税店基本上每天都是长龙不断,其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240%。可以说,中国国内免税旅游店的蓬勃发展,为消费回流、消费增长提供了很大支持。


第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不是要闭关锁国,主动脱钩,而是要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CWM50高级研究员、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要打开国门搞建设,下一步高水平的开放应体现为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要继续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优化营商环境,“ 引进来”和“ 走出去”相结合,“ 稳出口”和“ 扩进口”相结合,要打造中国“ 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合作新定位。


第四,开放生育是扩大内需和增加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人口不再成为负担,而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力。关于人口的研究在宏观经济领域目前非常地重要,而且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却是被大幅忽视的一个领域。对此,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对于这一政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扩大内需和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对“双循环”意义重大,而且具有长期性。


第五,新基建是实施“双循环”战略的主要抓手之一。任泽平表示,新基建在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带来的稳增长、稳就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将会从长期增加有效供给,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培育新经济、新技术和新产业,所以相对于纯消费而言,新基建在长期更有利于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产业链。


第六,在金融支持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认为,目前工作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使得资金更好地直达到实体经济。但从更有效促进内循环效率角度,同样重要的是在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问题上,如何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产生内嵌式和自我成长式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如何把金融嵌入到经济产业的自我成长和经济运作的各个环节中。这个过程可以充分借用现在新兴的金融科技手段。


(3)主动扩大开放,加强地区间合作


第一,中国应该实行中性的贸易、投资政策。余永定认为,应尽快取消政策中的不合理部分、尽快实现汇率的清洁浮动、对外资实施国民待遇。


第二,调整教育科研及相关政策体系,培养并吸引更多人才。对于有限资源的使用,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如大学应该鼓励创新,努力培养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另外,中国也应该加强中专教育和职业培训。花旗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刘利刚提议,目前,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对中国背景的研究人员、科学家审查非常严格,这些人今后在美国可能很难有良好的研究环境,我们应该把这样一批中坚力量吸引回来,如果政策足够吸引人才,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人员或许能够大批回国,为中国做贡献。


第三,要考虑香港在外循环中的作用。刘利刚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香港的作用仍然很大。今后,特别是在中美金融脱钩方面有很大风险的情况下,很多中概股可能要从美国退市,一旦退市,再上市的首选还是在香港市场。另外,在外循环当中,外汇投资的结构也要调整,其中香港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在战略布局里,应当考虑加强与东盟地区、东盟国家的一些产业链和消费市场之间的合作关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认为,根据最新的IMF的预测,在全球GDP于2020年下降4.9%的时候,东盟仅下降了2.0%,而明年东盟国家的目标是使GDP增长6.2%,这是一个较高的数字,因此加强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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