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财富大讲堂】肖钢、吴晓求：“十四五”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3月20日（周六）晚7：30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做客《国民财富大讲堂》，分享：“十四五”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金融与科创：过去、现在和将来

肖钢：发展创新型经济需要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做支撑

“十四五”规划全面贯彻了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创新理念，就迫切需要建设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否则将难以支撑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吴晓求："十四五"期间将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2020年习总书记宣布，中国已经全面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所以2021年既是十四五的开关之年，又是小康完成之后，奔向现代化国家的起点之年，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我们的发展模式，将在十四五，甚至更长期间发生重大变化。

过去，中国的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快速摆脱贫困，我们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走上了外延扩张式的发展道路。今天，在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我们要坚持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坚持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创新将变得非常重要，只有创新才会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创新又需要金融的支持，没有金融的改革和发展，没有新金融业态的支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速度将非常缓慢。因此，"十四五"期间提出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肖钢：下一步金融市场的改革应围绕如何扩大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对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

金融实际上是创新和产业之间的桥梁，一面支持创新、一面连接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所以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中的枢纽作用。为此，需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推动直接融资的发展。

过去我们主要靠间接融资，运用银行的杠杆来动员储蓄，以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投资。几十年的经验充分证明，这种模式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信用体系和法律体系尚不健全、民众对于风险的认识也不够深刻，依靠银行信用（银行背后是国家信用）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但科技创新需要的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投资风险高，很多创新最后是失败的。在这种情况下，再沿用银行信贷的方式，可能会给创新主体带来沉重的负担。因为向银行借钱属于企业债务，需要还本付息，这将抑制创新主体的积极性。

而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就较好地契合了创新的特点。所谓股权投资，就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对投资人来说，要承认投资到某个创新领域可能会带来失败，但也有可能分享到成功的红利。因此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阶段中，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就成为了一个必然趋势。下一步金融市场的改革应围绕如何扩大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对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

吴晓求：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在推动新技术向新产业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着三角关系，产业与三者的关联也非常密切。从新科技到新产业，无法自然地生成。如果没有新金融的介入，从新科技到新产业的过程将非常缓慢，这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科学技术和产业技术水平都很高，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但后来却相对落后，就是因为美国将新技术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产业的速度非常快。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的金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的金融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融，而是现代金融，是一个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新的金融业态。其特点是可以分散风险，并通过激励机制让企业得到迅速成长；而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恰当的设计，享受到投资成功的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的时期，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在推动新技术向新产业转化过程中的作用。金融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企业提供贷款，更重要的是要孵化新企业的出现、推动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型，这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在更深层次的含义。为此要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推动科技和金融的结合。

对于金融市场的新变化，我持充分肯定的态度。中国金融发展到如今的繁荣局面，是坚持了改革开放、市场化、科技与金融融合等多方面的结果，我们不能让其再退回到传统金融的时代。传统市场虽然便于管理，但功能很弱、很单一、效率也很低。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科技、金融及产业之间的关系。

股权投资市场的改革重点

肖钢：未来会出现一种“财富金融化”的趋势

发展股权投资市场需要多方面的改革。首先是私募股权投资，虽然近些年发展较快，但还应该有更大的空间。目前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多都投资于中后期的项目。而科技创新则往往需要对早期项目的大力支持，这就需要更多的长期、有耐心的资本。因此需要有更多的鼓励政策，吸引资本投资于早期、科技类的项目，以促进科技创新。

其次是交易所市场。目前交易所市场全面改革的效果明显，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扩大股权融资比例。比如新三板，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在去年的改革中成效初现。新三板的挂牌公司，以创新型企业、新型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且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所以新三板主要是为民营、创新类中小企业服务，在改革之后，其发展潜力值得期待。

区域性股权市场在经过清理整顿后，逐渐正本清源，但还不太活跃，未来可以采取措施进一步促进各省区域股权市场的发展。

关于证券公司的柜台交易和场外市场。过去比较重视场内交易、标准化交易。但其实还有一大块场外市场需要规范化发展。过去场外市场存在很多问题，如非标准化、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缺乏信任机制等。但借助金融科技，比如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其与场外交易相结合，就可能弥补过去场外市场中的短板。

未来金融资产占居民财富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出现一种“财富金融化”的趋势。居民资产将不再只有房产，而会有更多元的金融工具。过去中国老百姓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存款，后来开始购买一点国债，现在标的物越来越多。但总体而言，金融资产占居民财富的比重仍旧较低。未来资本市场应该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成为居民财富升值的载体，让广大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财产性的收入。

吴晓求：股权投资的核心是分散新技术向新产业转型过程中的风险

现代金融有六大功能，其中之一就是通过分散风险来推动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从居民财富的结构的角度来看，虽然中国两大股票交易所在1990年底就已经开始运行，但中国的金融脱媒速度实际上比较缓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GDP总额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居民收入在扣除消费后的盈余在不断增多。同时，中国的富人规模也很大。在有钱人持有剩余收入后，不能只让他们买黄金、买房子，这是国家金融市场落后的表现。所以中国金融有责任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投资产品，这也是金融脱媒的重要作用。

一国居民财富、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在不断提升，一方面说明这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比较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国家的金融是安全的。所以我们有责任逐步提升金融资产、特别是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这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初衷。资本市场不仅仅要为企业提供股权投资，其最终目标应该是让社会有丰富的、可以充分自由选择资产组合的能力和机制，其实质是帮助民众理财，让民众能够通过这一渠道获得和经济增长相匹配的收益，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

注册制试点的经验总结

吴晓求：一个成功的资本市场，其收益应该超过无风险收益

如何让投资者获得与他所承担的风险相匹配的收益，这是我们始终面临的难题。

第一，市场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在一定周期内，投资有可能亏损，也有可能获益。但我始终强调，一个成功的资本市场，其收益应该是超过无风险收益的，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第二，如何培育好的企业？这就涉及到发行上市改革的问题。从核准制到注册制，我们在发行方式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注册制第一次真正解决了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的问题，这对于全面推行、完善注册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未来中国会有很多好企业。但我在若干年前就说过，中国真正有投资价值的企业，主要在创业板，少数在中小板，很少在主板（那时没有科创板）。因为投资的重点不在于企业的重要性、规模多大、或是什么级别，而看的是企业的成长性。在没有科创板的时候，创业板较好地体现了市场理念。而科创板和注册制的推行，则进一步提高了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让那些真正符合资本市场理念的企业进入了，这是我们高度评价注册制的原因。

3月1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是注册制非常重要的配套法案。过去欺诈上市是罚款，现在是判刑15年。信息披露作假要判10年、且罚款无上限。此外，还有抽查制度。近期被抽查的20家企业，后来基本都没有上市，有的是主动撤回，有的是被迫终止。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推行注册制，一方面要防止有人钻注册制的漏洞，搞乱市场。要真正让注册制发挥作用，让中国的企业真正有投资价值。

注册制是一个全面的制度变革，发行只是开始，后面涉及到市场化定价、审核、信息披露要求、监管重点、退市机制、中介机构责任、法律准备（宪法修正案、集体诉讼）、特殊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等多方面内容，都需要在注册制的整体框架内逐一落实。目前刑法修正案已经完成，这将对恶意违法行为起到重要的威慑作用。

退市制度是注册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和过去的退市制度差别很大。在标准方面，过去触发退市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亏损，但现在财务亏损未必触发退市，因为亏损企业也可以发行股票。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欺诈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信息披露等，将触发退市。

集体诉讼制度目前正在探索中。为什么要匹配集体诉讼制度？因为恶意违法行为，会使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上市公司不能一退了之，而要采取必要的补偿机制。当然企业退市也可能是出于市场原因、自身经营原因，无法达到上市要求而退市。这种情况就要按照市场原则处理。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应该承担。

注册制的全面推行是一个非常仔细的工作，监管重心也要随之转移。注册制之后，监管的重心将主要在提高市场的透明度，监管职能会得到简化。过去，监管部门承担了太多责任，实际上这并不符合资本市场的要求。监管最重要的应该是保护市场的透明度、维护三公原则。因为投资者是很聪明的，监管只需要维护住市场的透明度，要通过法律和其他手段，让上市公司遵守如实披露信息的法定义务。

肖钢：目前退市制度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过去在核准制下，排队可能要等一年、两年、甚至更长，企业难以形成稳定预期。科创板和创业板实施注册制试点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运行比较平稳。科创板经注册制改革后，企业上市的平均审批时间缩短到5个月，这有助于上市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

但注册制试点才推行一年左右，一些新制度、新方法还需要磨合，需要继续总结和评估。目前来看，注册制尚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从监管闭环的角度来讲，它也没有经历上市—发展—退市的完整闭环。所以注册制还需要经过一个完整的市场周期和监管闭环的检验，还需要时间对其进行评估、改进和完善，从而为全面推行注册制创造条件。

目前退市制度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市企业不能一退了之，既要退得下、又要退得稳。目前在这方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比如过去行之有效的先行赔付制度，就是在官司可能还没有打完时，先解决投资者的问题，由机构先行垫付赔偿，等官司结束后在算账。再比如责令回购制度，就是要求企业回购原来发行的股份。特别是新证券法推出的特别代表人制度，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这一制度的落地将成为保护中小投资者最好的一个法律武器。只有保护好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退市制度才能更好地推进和落实。

注册制对资本市场结构的影响

肖钢：注册制不会影响一二级资本市场的结构

注册制不会影响一二级资本市场的结构。因为上市公司是有门槛要求的，并不是有一个idea，初创公司就可以上市。私募股权应该更多支持早期项目；但上市公司还是应该具备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也就是说，即使目前没有盈利，也需要有足够的现金流、用户数等其他财务指标的约束，而不能理解为很差的企业也可以上市。所以要将持续经营能力、而不是简单的盈利，作为上市的标准。因为上市公司毕竟只是少数。美国股市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前也只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国有几千万企业，只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所以上市企业一定是市场中比较优秀的力量。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结构不甚合理，传统行业占比过高。从全球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整体偏传统。未来要加大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占比，在市值前10、前50、前100的企业中增加科技类企业的比重。要促进有潜力、有成长性的企业发展，这是未来资本市场的应有之义。

吴晓求：资本市场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中国市值排名前10位的上市企业中，至少有5家高科技企业

目前注册制的确在逐步改善中国上市公司的结构，一批有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开始上市。过去资本市场过分注重传统产业，混淆了重要性和成长性。实际上，国家政策关注的是重要性，资本市场关注的是成长性。所以资本市场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应该是中国市值排名前10位的上市企业中，至少有5家高科技企业。目前排名比较靠前的是茅台和金融企业。虽然金融机构很重要，是国家的重器、重镇，但从产业竞争力、从投资者回报和资产的成长性来看，还是高科技企业更为重要。

这其中涉及到金融政策的安排问题。中国金融机构的盈利非常稳健，在2004年巴塞尔协议的框架下，我国制定了中国版的商业银行治理规则，保障了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健运行。但现在如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让商业银行1万多亿的利润，有4000亿、5000亿流入高科技企业，未来上市排行榜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不能够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政策，不能让银行冒着很高的风险来降低贷款利息，这违背了市场规律。而必须要靠改革来实现。

要通过金融脱媒的改革、技术的改革，产生对金融的重大压力，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度的提升自然会降低利润，因为高额利润一般带有某种垄断性质，只要竞争足够充分，就能够促进利润的平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金融的市场竞争尚不够充分，要提供适当的金融政策，让高科技实体经济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科技企业估值可以达到50倍、甚至70倍，而估值最高的招商银行，估值也仅在10-12倍，银行业平均估值5倍左右。如果能够让利润流向高科技企业，中国资本市场的价值就不仅是80万亿，而可能会达到120万亿、甚至更多。这有助于我们达到证券化率超过100% 的目标（目前我国证券化率只有GDP的80%）。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金融的影响

肖钢：碳达峰、碳中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碳达峰、碳中和这两个目标可能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对金融业来说，既有很大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从机遇来看，要实现两个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据有关机构推算，未来30年将需要130万亿左右的投资，来促进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巨大的投资潜力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各行各业为了降低能耗，都会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这对于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是很好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两个目标也可能带来严峻的挑战。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上市公司未来要完成目标，势必要进行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企业会被淘汰，这会对信贷质量、上市公司发债的质量产生很大影响。通俗来说，原来成本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可能由于环保不达标，而被迫改造，导致效益下降、甚至被淘汰。这会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不良资产迅速增加，从而带来风险和挑战。

对此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评估两个目标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

吴晓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巨大的责任

绿色金融是一个新的话题，符合人类的发展目标。因为人最终的目的是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为了赚钱而牺牲环境，这和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不匹配的。所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巨大的责任，也有很大的压力。

一是要控制住增量部分，包括调整能源结构、甚至提倡简易的生活方式等；二是要控制存量部分，让飘在空中的存量部分回来；三是要通过碳交易、激励机制等来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企业很难一下子达到要求，而一些企业则可以较容易的达成，所以要用交易的方式解决问题，金融也应该推出相应的金融产品；四是上市公司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是环境保护，所以减排技术等将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疫情冲击后的金融监管与金融稳定

肖钢：本轮通胀预期上升带来的新变化

去年为应对疫情，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无限量宽的政策，这从当时来看有其必要性，有助于解决全球流动性短缺、解决经济突然停摆造成的各种困难。其实从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就已经实施了若干轮的量宽政策，去年进一步加码，造成了目前的困局。但尽管如此，目前通货膨胀还没有大幅上涨。根据现代货币理论，央行可以大量放水，因为通货膨胀不会上涨、会因为种种原因受到抑制。但今年春节以后，西方国家预期通胀快速攀升，这一点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我认为引起本轮全球市场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关于长期通缩的普遍共识被打破。过去很多学者都提出，未来世界经济将是长期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发展趋势。但今年形势突变，通胀预期上升，这是很多人没预料到的。

通胀指标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是衡量宏观经济的先行指标，可以用来衡量需求侧的扩张情况。虽然物价上涨也会受到供给端的冲击，比如地缘政治造成的原油价格波动，或者去年疫情导致供应链的中断。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研究通胀一般会排除供给侧因素的影响，因为它不代表需求方的整体趋势，也不能成为先行的指标（外生因素冲击）。所以在研究物价上涨时，一般看扣除能源和农产品的核心通胀指标，把通货膨胀看成需求扩大或收缩的先行指标。

本轮通胀预期上升，和前10年大量的放水政策造成需求不断扩大有关，目前这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并且会带来很多新变化。比如美国10年期、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上升，就是出于对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担忧。因为政策肯定要退出，不可能让需求无限扩大。对此，我的看法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即使预期未来通胀上升，中央银行也有安抚市场、稳定预期的责任；另一方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市场的感觉一般要先于中央银行。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投资者确实是率先作出反应的群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防止市场波动，首先要管理好通胀预期，并且做好防范未来通货膨胀的准备。

目前经济和市场的恢复，都存在一种分化趋势。从经济恢复来看，有些企业恢复的很好，有些企业生存更加困难。上市公司也是如此，部分上市公司发展态势、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很好，受到了投资者青睐与追逐；而相当多一部分公司经营状况不太好，投资者也不是很信赖，从而造成了市场的两极分化，这是经济分化反映到资本市场上的、正常的市场选择行为。

吴晓求：货币数量的扩张并非一定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出现

现代经济和金融的关系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简单、透明和直观，而是非线性的、复杂的。货币数量的扩张并非一定会带来物价的上涨或通货膨胀的出现，因为其中增加了很多新的变量。

一是金融市场的扩大和发展，对吸纳货币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同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中国M2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两倍，但通货膨胀速度的显然没有那么快。所以很难计量出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的直接关系。

二是货币的国际化，特别是美元的国际化，给美元的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创造空间。如果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货币数量的扩张一定会带来国内经济的混乱。但如果该国的金融市场够宽够深、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实际上货币的扩张反而能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管短板

肖钢：目前金融科技的监管尚存在很多短板

目前金融科技的监管尚存在很多短板。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作为新生事物，最近几年发展较快，对解决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发展消费信贷、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和大学生的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在零售、支付等领域，也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但这一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垄断和霸王条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此外，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存在不规范之处。金融监管有时并不能跟得上这些新问题的出现。

金融科技利用移动互联网的载体来从事金融活动，这使得传统的金融合规边界在逐渐模糊。一些科技公司没有取得金融机构的牌照，但实际上也在从事金融活动。这些都是给监管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而且互联网是没有疆域概念的。过去政策要求中小银行只能在本地经营，但现在互联网金融APP可以跨区域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这就冲击了传统的监管边界。过去金融监管是分业的，银行、保险、信托、基金、信托分属不同的监管部门。但在金融科技发展的大背景下，支付、征信等业务既是跨行业的、也是综合性的，突破了传统的分业监管的限制，把所有业务场景都聚合到一个APP上，这会给监管体制、监管协同、监管标准和规则等带来一系列的挑战。

因此监管需要补齐短板，认真研究新变化、新趋势，为各种新业态画好底线、拿出负面清单。我们现在强调要加强对持牌金融机构的规范，把所有金融活动、金融行为都纳入到监管体系中来。

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应如何规范金融创新

吴晓求：要制定与不同金融业态相匹配的监管政策

无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科技创新，核心是看它是否增加了社会福利，而不能只看到它是否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增加的新福利能够对冲掉它带来的新风险，就应该是被鼓励的金融创新；而如果它只为社会带来了负能量、而没有增加任何福利水平，那就不是金融创新，比如庞氏骗局。

评判金融创新是有标准的，一方面它可能克服了原有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增加了新的风险，但同时又带来了新的福利水平。科技金融就是如此。此外，还有国际化的影响。在这三种力量的作用下，中国金融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监管部门必须要认识到这是金融的发展趋势，要跟踪和了解这三种趋势，制定与不同金融业态相匹配的监管政策。

因为不同金融业态的监管职责并不相同，比如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责很清晰，证券市场的监管职责也很清晰，但这两者之间是不能通用的。我常说，商业银行是第一金融业态，资本市场是第二金融业态，科技金融是第三金融业态。我们不能拿前两个金融业态去监管第三金融业态，而要研究第三金融业态产生的背景、特点、风险结构和来源。如果对商业银行缺乏深度研究，就不可能出现巴塞尔协议的中国版协议，因为不知道内部的风险结构，就不可能进行很好的设计以消除风险。因此，要研究科技金融这种新金融业态带来的新变化，制定与新金融业态相匹配的金融监管政策。

数字货币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肖钢：数字货币不会对货币发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目前数字货币已经开始试点。根据人民银行对外宣布的情况，数字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电子现金，主要是取代现金（M0）。也就是说，未来的零售支付，既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数字货币、微信、支付宝等。

数字货币不会对货币发行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为央行发行的是带有主权性质的货币。数字货币并不取代M1、M2，只是用数字货币的形态发行现金，起到方便大家支付的作用。但这可能会带来账户体系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将采取双层结构，不直接对个人发、而是通过商业银行发行。就像现在一样，我们要到银行去取现。也就是说，数字货币发行是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从商业银行到消费者个人。

此外，数字货币也要遵守现金管理的规定，在取现、携带出境等方面的要求与现金一致，不会因为币的数字化就落入陷阱。

关于金融业对外开放

肖钢：金融开放的重点是制度性开发

我认为金融开放的重点是制度性开发。近些年，我国的金融开放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外资控股权放开、外资金融业务放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下一步应该以制度性开放为重点，推动金融业的双向开放，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

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融合国际金融规则、实践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等，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进一步和国际制度接轨、融合，形成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吴晓求：人民币国际化涉及政策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

首先我国的金融规则必须要和国际接轨，要有利于国际化。从技术操作层面看，从中国金融开放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开始，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可信用、可交易；第二步是开始做支付清算业务，在国际货物贸易中通过人民币结算；第三步是定价，其前提是人民币的信用可交易；第四步是储备货币。当大家都拿人民币做计价资产、做完全可信的储备资产时，人民币国际化就真正完成了。所以这是一个系列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完成，其他金融开放就很难推进。这就涉及政策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相对稳定、资本的自由交易或资本账户的开放。

其次，要形成有利于自由交易的制度，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是成为全球性大国所必需的条件。至于汇率是否稳定，可以让市场来说了算。只要法制足够完善、信用足够好、经济有竞争力、科技创新能力强、国防实力强大，人民币就会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由市场来决定的机制。要充分相信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市场化程度，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条件，让人民币汇率在适当的范围内波动。我始终相信人民币不会出现贬值性的危机。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不波动才不正常。我们在政策选择过程中应该保持充足的自信。

当然中国金融开放的复杂程度，要远超当年加入WTO时。对此我们应该非常慎重，要铺垫好很多基础条件，包括进一步完善法制、提高契约精神和透明度、扎实人民币的信用基础等。因此，要达到金融开放的目标，还需要艰苦的改革，要与国家现代化同步推进。因为国家现代化的内涵本身就包括了金融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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