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能转换

7月16日，由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CWM50）举办的“2022中期宏观峰会——稳增长与实现路径”在京成功召开。峰会以今年上半年国内外局势变化为背景，就下半年经济形势展望、宏观政策调整优化、助力我国经济稳增长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下半年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与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出席会议并作主旨演讲。

王一鸣从宏观调节视角出发，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经济动能切换的关键节点，为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目标，应加大一揽子政策的实施力度。王一鸣指出，下半年应继续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协同推进宏观经济动能转换。具体而言：一是继续发挥投资对经济恢复的关键性作用；二是增强消费持续扩大的内生动力；三是加快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四是加快推出提振市场信心的改革和政策举措。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轮新的波动。1、2月份主要指标明显回升，实现良好开局。3、4月份受疫情多发散发和乌克兰危机等超预期突发因素影响，下行压力陡然增大。5月下旬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成效和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加快落地，经济逐步企稳回升。总体上看，面对困难局面，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调节力度，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顶住了二季度的下行压力。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2.5%，其中二季度增长0.4%，实现了正增长。下半年，随着疫情防控更加精准有效，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效果进一步显现，经济将加快恢复，为全年经济发展达到较好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在二季度经济增速低于市场预期的情况下，加大宏观政策力度的声音可能又会重现。应该看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才一个多月时间，有的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地，有的还有相当的实施空间，当前最重要的还是要确保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还要看到，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既要看短期的政策效应，也要关注中长期效果；推动经济稳定恢复，既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也要预留跨周期调节的政策空间；推动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宏观政策既要有力有效，也不能透支未来，加重后期的债务负担，更不能回归债务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因此，推动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要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能转换。

从今年经济恢复的情况看，与2020年初期疫情冲击后经济恢复的情况相比，在需求结构、微观主体行为、增长动力结构和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经济恢复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第一，需求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自2020年初期疫情冲击以来，需求恢复滞后于生产恢复是基本特征。今年以来，消费需求恢复乏力的特征更加明显。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0.7%，6月份转正后增幅仍然较低，这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放缓是分不开的。上半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仅增长0.8%，家庭支出更趋谨慎，耐用消费品降幅较大。投资回升动力仍然不足，制造业投资前期增势比较强劲，但随着能源、用工成本上升，增速有所回调，上半年同比增长10.4%，比一季度回落5.2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主体是民间投资，民间投资上半年增速比一季度回落4.9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增速仍在回落。基建投资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加快支撑下保持较快增长，增势比较强劲，但仍受到项目储备、地方财政配套能力和清理隐形债务等方面制约。在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情况下，产成品库存增长较快，对经济恢复会形成制约。

第二，微观主体行为发生变化。持续两年多的疫情消耗了比较多的储蓄，部分企业资产负债表受损，市场主体承受力减弱。企业决策更加短期化，投资的风险偏好下降，居民家庭消费更趋谨慎。越来越多的国家取消或放松疫情管制，疫情输入的压力增大，经济成本相应上升，对企业生产经营预期也会产生较大影响。从二季度产能利用率看，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第三，经济恢复的动力结构发生变化。2020年初期疫情冲击之下，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二季度迅速转正后增长3.2%。除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外，还得益于数字经济的逆势上扬，房地产行业的拉动，以及疫情率先得到控制后出口的强劲回升。而本轮经济恢复，这些动力都有新的变化。平台经济增势减弱，房地产持续低迷，出口扩张空间收窄，亟需培育新的增长点，增强经济恢复动力。

第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当前全球通胀水平持续攀升，6月份美国CPI同比上涨9.1%，创40年来新高；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上涨8.6%，创有记录以来新高。在超预期通胀背景下，美联储等主要经济体央行加大加息力度和缩表节奏，偿债压力迅速增大，滞胀和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上升。世界银行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由2021年5.7%降至2.9%，今年的增速比1月份预测的4.1%下调近三分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份预测，2022年世界经济增速比2021年下降2.5个百分点；7月，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可能还要下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国际市场需求会形成收缩效应，稳定外需的难度将明显增大。此外，主要经济体紧缩政策，还会通过资本流动和汇率等渠道影响我国经济金融稳定。

这样，我们就需要向中期视角拓展，不光要看下半年，还要着眼于明年和后年。从中期视角看，我国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过程中。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主要是供给侧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我们称之为“新常态”。现在，不仅供给侧的变化还在持续，需求侧也面临新的变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去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人口峰值可能会提前出现，需求侧变化对加强需求侧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统筹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就要在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落地见效的基础上，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增长动力转换，政策着力点应转向更大力度扩大国内需求、转向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转向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第一，发挥投资对经济恢复的关键作用。当前，增加有效投资仍是加快经济恢复的关键。要继续加大交通、水利、市政管网等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补短板项目投资，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项目建设，还要拓展新的有效投资空间，包括适度超前布局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加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要用好新增的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推进国开行和农发行3,000亿投资基金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资本金投入，并鼓励商业银行增加对基础设施项目信贷支持。

第二，增强消费持续扩大的内生动力。现有的阶段性措施，如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充电桩建设、鼓励家电以旧换新等，短期效应比较明显。在此基础上，应该有更长期的改革举措。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推动消费有更可持续的作用。现在，2.9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2亿城镇就业人口的近70%。有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后，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0%左右。如果2.9亿人口增加30%的消费，就会形成持续扩大消费的重要源泉。因此，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基本公共功能服务全覆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

第三，加快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当前，我国数字化转型正在从消费领域向制造领域扩展，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日趋广泛应用，推动制造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生产组织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转型，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产业生态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前期设备更新和生产流程再造，需要研究支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技改投资的政策举措，这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此外，我国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发展尤为迅猛，新能源装机已超过10亿千瓦，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11.2%和31.8%。要顺势而为，加快培育绿色转型新动能。

第四，推出一些提振市场信心的改革举措。当前，最为重要的是研究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去年下半年，我国平台经济受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发展势头明显减弱，头部互联网企业与美国的差距扩大，独角兽企业有被印度追赶和后来居上的态势。因此，要加快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向常态化监管转变，明确释放鼓励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信号，尽快完成并出台“红绿灯”设置方案，给市场主体以明确预期，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更大程度发挥平台企业在实现“从0到1”突破中的作用，更好推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这些都是需要培育的新动能。